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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杨博客

生活随笔、随心所欲、信手拈来、以达恣肆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的祖先曾是龟兹国——吐火罗人,那时,我的祖先统治着这一文明的国度。我更老的祖先是六千多年前生活在欧洲大地的土著居民欧罗巴人,现如今我们快乐地生活在广袤的巩乃斯草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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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人教书对我们的启迪(原创)  

2008-01-02 15:18:02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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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高校这几年在教育部指挥棒的指导下,分批开展大学教育教学水平评估,各高校对自己的学校都进行了清仓盘点、深入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夸张的包装,纷纷总结出了各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大学精神,一时间各种精神层出不穷,五花八门的大学理念也让人们眼花缭乱。这虽然从发展的角度上讲不是一件坏事,但从狭义的角度上看又似乎觉得滑稽,大学精神的凝练怎能够一蹴而就?又怎么能一声令下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?同样也不可能总是那么与众不同。笔者认为:大学精神有普式大学精神与特色大学精神,所谓普式大学精神是每所大学必须共同遵守的精神,在这种普式精神涵盖下,当然还可以凝炼出自己独特的东西。那么这种共同遵守的所谓“普式”大学精神是怎样的呢?笔者认为:所谓大学精神至少应该是这样几种精神的组合:人文精神、科学精神 、批判精神 、兼容并包的精神、自由教学与自由学习的自由精神等。

      我今天想谈的是大学的自由精神: 大学的自由精神首先体现在大学管理者对教师的自由教学包容,没有这样的包容、没有这样的自由,教师就很难成长位大师。学生也不可能从大师那里体会到大学独特的自由精神。虽然,许多大师已离我们远去了,我们拨开历史的陈迹,依然能够找到他们留下的痕迹。

      1928年胡适任上海公学校长时,年仅26岁的沈从文向胡适求职,当时校方争议颇多,有人认为沈从文学历太低,只读过高小,虽然发表了一些灵气飘逸的散文,但要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,差距还是太远了,况且此人又不擅言辞。但胡适却慧眼独具,力排众议,不拘学历,坚持聘用。结果沈从文一上讲台,就闹了一个笑话。他在台上整整呆了10多分钟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后来面对黑板开始讲课,原先准备好讲授一个课时的内容,被他10分钟就讲完了,往下无话可说,而离下课尚早,显得十分尴尬。最后,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在黑板上写道:“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,见你们人很多,我害怕了。”转身逃出教室!一时传为笑谈。然而,胡适在评议这堂课时,赞赏沈从文的坦言与直率,认为这是“成功”的。他认准沈从文是个人才,坚决支持他走上讲台。处于尴尬境况中的沈从文,能够遇到胡适这位“伯乐”,真是一种幸运。后来,他终于不负重望,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不仅能够胜任教学任务,而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,成为著名的教授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评估标准,只读过高小的沈从文无论如何也上不了大学的讲台,即便破格走上了讲台,如此上课水平,将成为那所大学永久的反面教材,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教授。

1917年,时任北洋政府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的鲁迅,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他讲师,作家的鲁彦周回忆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。“上课钟响过五分钟了,他被一群学生簇拥着走进教室,吸了几口烟,然后将烟按灭在讲台上,便开始演讲”。“那褪色的暗绿夹袍,褪色的黑马褂,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。手弯上、裤子上、夹袍内外的许多补钉,炫耀着异样的光彩,好似特制的花纹。皮鞋四周也满是补钉。”“讲台短,黑板长,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,那些补钉就一闪一闪,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,熠熠耀眼,小姐们哗笑了:‘怪物,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!’然而,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‘蓝青官话’开始讲课以后,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。从不知道的知识,经他娓娓道来,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。而他常常在讲义外,讲一些例子,而在关键之处,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地一点,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。正听得入神,下课的钟声响了。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,时间特别地短。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,人已不见了,一闪而去了。” 鲁迅一个普通的小科长、小讲师,上课迟到还在讲台上吸烟,普通话也不达标且不按教案讲课,给他个二级教学事故,调离教师队伍是最轻的处理。

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大学教书时,非常注重文人气的体现。有一次,他在红楼贴出告示:本周没有心得,停课一次。按照我们评估的要求,没有备好课三级教学事故、擅自停课更是罪加一等。 

当年北大有两个怪物,第一怪物是辜鸿铭,第二怪物就是黄侃。黄侃在北大教书,课堂之上,当讲到要紧的地方,有时会突然停下来,对学生说,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,对不起,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,我还不能讲,谁想知道,得另外请我吃馆子。最绝的是,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,两人“言小学不相中,至欲以刀杖相决”,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,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。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,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,惟有一人,他以礼相待,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。

1927年后,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,绰号为“三不来教授”,即“下雨不来,降雪不来,刮风不来”。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,真够牛气的。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、欲雪未雪时,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,有人戏言“今天天气黄不到”,往往是戏言成真。    黄侃讲课,总是信马由缰,未入门者,不得要领;已入门者,则觉胜义纷呈。他治学,贵发明,不贵发现,因此听其讲学,常有新鲜感。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述》中有两处提及黄侃,说是:“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,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,就高声念一遍,听起来抑扬顿挫,很好听。他念的时候,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,当时称为‘黄调’。当时的宿舍里,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‘黄调’。”黄调与《广韵》吻合,不差毫厘,自是古味十足。程千帆在他的回忆录《桑榆忆往》记载,听古文字大师黄侃的课,黄侃先生的性格暴躁、狂放不羁是人所共知的。他讲的最后一堂课是《诗经》,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方案,兴之所致,随意发挥。对此,初学者往往不着边际,但入其门者则觉得胜义纷呈,深受教益。

古史专家蒙文通,他是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弟子,能把艰涩难懂、稀声古怪的今文经学用现代语言加以表现出来。蒙文通在四川大学任教时,曾因为批评当时的校长而被解聘了。此事若放在今天,被解聘的教师将何以自处?恐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。可蒙文通却不然,他坦荡自若,还是照样去上课,并振振有辞地说:“我可以不拿钱!但我是四川人,不能不教四川子弟。”对此,校长也拿他没办法,只有听之任之。

大师的幽默、大师的古怪、大师的潇洒、大师的放任不羁,无不彰显着自由的教风,同时,还考验着他们生活的大学管理群的仁厚与包容。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首先应该归功于造就大师的那块土壤,其次才是大师自己的的努力。土地滋生了大师,大师又滋润了生养她的土地。我们现在实行的标准化大学,评估基本是一个尺度,如同一个标准化的饲养场。管理者、教师、员工都是标准的工件,产品自然也是没有个性的速生饲养物,他们不缺健康的体魄、发达的肌肉、健美的身材,缺乏的是具有创造力的大脑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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